工业进程自城市中心蔓延到了城郊，其中广阔区域居住着背景各异的工人。而由于经济动荡及人口骤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没有建造新住房，巴黎开启了针对城市变革的举措与规划。展厅中不乏展出了从实践到思想的城市进程，例如让·普鲁维（Jean Prouve）的金属和木质结构房屋，以应对二战前及二战期间为流离失所的人群或被轰炸攻击的受害者提供应急住房或临时学校；以及夏洛特·贝里安（Charlotte Perriand）为农业部等候室创作的巨型照片式壁画《巴黎大苦难》，是对机器和工业化所带来的住房问题、污染及收入不平等的反思与抗议。当我们持续浏览过展厅中《今日建筑》（L’Architecture）所刊登1936年巴黎郊区新建火车站，或是1932年的巴黎地区开发项目时，会意识到尽管历经两场战事，这座城市仍在破坏的极限下复活并蓬勃发展——这就是赋予每个生命系统活力的生存原则。

同时，展厅中呈现了这一时期下众多的巴黎地图，其中在1937年《今日建筑》第8期的《现代巴黎 1937》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到城市的结构更迭，在巴黎还不曾是巴黎时，城区范围由最后一道防御城墙梯也尔（Thiers wall）所包围。“这座伟大的城市在她的束身衣中窒息”（la grande ville étouffe dans sa camisole de force）！1882年身为法国议会议员的马丁·纳多高呼着提议拆除梯也尔墙，随后巴黎工会工程总监阿道夫·阿尔法德实施了一项运用圆形住宅区取代防御工事的计划，彼时城墙间的绿意盎然被梵高绘于其水彩作品《巴黎坡道上的门》（Gate in the Paris Ramp, 1887）及《巴黎的防御工事与房屋》（The Fortifications of Paris with Houses, 1887）。

这一竣工于1846年的巴黎防御城墙在历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1919年被拆除，并迎来了巴黎扩建规划设计竞赛，获胜者莱昂·约斯利（Leon Jaussely）计划加强公共交通网络，提议在巴黎中央市场设立一个中央地铁站，并建立从郊区到中心的绿色走廊，而计划并未实施。1928年巴黎大区发展与组织高级委员会委托建筑师亨利·普霍斯特（Henri Prost）起草新规划，将城市构建成环形公路和放射状的高速公路网络。

在围绕影像与城市建设档案篇章之后，展陈进入了这一时期巴黎较为日常性的叙述中，围绕海报、现代室内设计及时尚。1935年7月4日巴黎的庆祝活动中，左翼政党首次联合游行：这边是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的开始，在高昂的政治浪潮中，城市大街小巷间开始张贴形色的标语海报，从1935年的《你会为此投票的》、1940年的《戴高乐将军》到1943年的《啥都别扔！回收》都是刻于墙壁上关于巴黎及巴黎人民漂摇浮沉的铭文。

展览的尾声处则呈现了巴黎作为久负盛名“时尚之都”的篇章，展陈着重探讨了战时时装品牌革新性探索，开始趋向于简单实用且便于自由行动的衣服风格，尤其在1929年经济萧条后，运动与城市间的边界开始淡化，奢侈品牌开始涉足生产运动服饰。而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摩登女郎”销声匿迹，女性着装规范化再次回溯，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服装设计着力于实用性：便于旅行，在城市和家中保暖性能。

在主策展人让-路易·科恩（Jean-Louis Cohen）看来，本次展览所触及的巴黎是“一个发明形式的时代，也是一个工业生产的时代。它的确是一个机器时代的城市的形象，但充满着诗意。”展览所呈现的三十年巴黎超越了它可见的美丽，超越了战时秩序的僵化。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巴黎仍是“光之都”、“世界精神之都”，很难有哪个城市可以与彼时巴黎不断繁荣的艺术、文学和政治运动相媲美。巴黎及其城市精神从未停止持有着一种审慎的姿态，波德莱尔在《为一位过路女子而作》（À une passante）中写道：“喧闹的街巷在我周围叫嚷着”；盖伊·德波批判道：“我将只用几句话来宣布，无论其他人对此有何看法，巴黎已不复存在”；让·鲍德里亚面向巴黎人口过剩而空间狭窄，指出其居民构成了“一种由毒蛇交织的环境”；阿拉贡在《巴黎农民》中描绘道：“还有其他地方在人类中蓬勃发展，其他地方人们平静地过着他们神秘的生活，在那里一种深刻的宗教正在逐渐形成。这些遗址尚未有神居住。它正在那里形成……”。